(二)：童年生活…(我是出生三天被李家抱回做养子)

(二)：童年生活…(我是出生三天被李家抱回做养子)

我在旧社会出生，痛恨旧社会，痛恨那些用鸦片荼害中国的坏蛋，这是家仇也是国恨。我原姓古后姓李，我有两个家庭，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两个家庭合共兄弟姊妹十多人，一个是生我、另一个是收养我的。生我的家在广东惠阳淡水镇古屋(淡水，淡水现在已发展成为县城)，听说兄弟姊妹多父亲抽鸦片，田地有没有没听说，只知道是个穷苦家庭，不然的话也不会把我送人，这是我记忆犹新当时的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也是我身受其害的旧社会。

我是出生在一个多兄弟姊妹的穷苦家庭，我能活下来就算奇迹了。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刚投降不久，全国还在欢腾到处喜气洋洋。1945年10月16日我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古屋，我的命不好，由于家里贫困人口多出生不到三天，就被送给李姓妈廟农村人做养子。那时候农村人非常迷信，希望“捡”养子会带给家庭兴旺。将来能生下儿子传代。

收养我的家姓李家生活也不宽裕，也是一个穷苦家庭，一间不大的泥砖屋，进门连厅带厨房，所谓的厅好听点罢了，另有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上面都有棚顶，用简单竹梯上棚顶(我们客家人叫楼上叫棚顶)。叔叔住在其中一间房楼上，这一间地下用板隔开分两部分，婆婆住内面一部分，外面一部分用来养鸡，另一间是母亲带我住、有弟弟后我就上棚顶睡。

我记得听我母亲说过，李家世代都穷山地坑田不到一亩，一共两小塊，还是很远的“坑笼田”，这两小塊“坑笼田”还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家乡是丘陵地带，“坑笼田”在两山之间，到田地干活要走几个小时，不像平原地方田地就在门前。我有个叔公(我爷爷的弟弟)早年因生活困难，至使叔公被迫“卖猪仔”到了美国，从此在美国扎根安居，叔公一家一直没有回过乡，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联络过，叔公一家在美国过得如何乡间也无人知晓。我父亲到香港后也是听同宗更老一辈人提起过，我也是到香港后才听父亲说美国有个叔公，收养我的李家家境可想而知。我乡地处偏僻，耕地少，男人大部分都到海外谋生，我叔公也是因为家里没有田地才出去的。

在我进门时阿公(爷爷)己离世，家中连我一共五人，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奶奶姓朱，淡水附近“塘尾”人，塘尾过去属淡水公社改革开放后归属大亚湾了，奶奶生了两男两女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两个姑姑，父亲是长子只读过三年书，我母亲姓严，淡水附近“樟树埔”人，樟树埔过去也属淡水公社改革开放后也归属大亚湾了，我母亲一字不识是真正文盲，母亲从小就被带回家做童养媳。两个姑姑在我进门时己经出嫁，两位姑姑都是嫁给附近农村人，小姑姑只有在年节中“转妹家”才能见到。另一位姑姑一家解放前己移居香港，姑姑一家在香港生活非常困难，初期住在石硖尾木屋区，石硖尾木屋大火后才搬进大坑东政府最早期的徙置区。姑姑一家在解放前全家到了香港。姑姑一家在香港艰苦生活了几十年，到死还是住在政府最原始的徙置区。

姑姑很少回乡，从我进入李家直到十五、六岁时才见过一次面，这时是新中国最困难时期，姑姑从香港带了一些“大排档”切出不要的边边角角“面包皮”和一些饭燋“锅巴”回乡。这次是我在老家唯一的一次见到香港姑姑。我最记得姑姑回来几天后临走时说了句话，她说“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除非中马标”“中彩票”。姑姑一家在香港艰苦生活了几十年，到死还是住在政府最原始的徙置区。那年代香港平头百姓过着什么生活可以想象，我姑姑一家就是一面镜子。

在我进门前我母亲生了个女儿不到满月夭折了，听我母亲说是借红鸡蛋給病人冲喜死的，过去农村听说未满月婴儿红鸡蛋有冲喜用作用，用红鸡蛋冲喜能救病人。当时有家病人病得就快死了，來借红鸡蛋希望冲冲喜能保命，我婆婆初时是不肯借的，后來为了救人一命才借给了他，最终害了自己孙女夭折了。有些迷信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否红鸡蛋害死的另作别论，过去婴儿未满月连门都不准出，借红鸡蛋是没有人肯借的，迷信的东西谁也说不准。两家人直到我20岁离开家乡，遇见不理不睬从来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