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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0 10:4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九四五年日本国战败投降。分布在松花江两岸的日本开拓团武装移民,也全部撤走回国。其中有一支移民队伍路经我们村,天晚,夜宿耿家地主大院。这支移民队伍进院是车马满载,拉着大包小裹。第二天离开时,马车上坐着妇女和小孩,所有的包裹和杂物不见了。有人说,是大地主强迫日本人留下了所有的东西,有人说,是日本人带不了那些衣着都扔下了。众说不一。
     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进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贫雇农斗争地主,分财产,分土地。收缴和烧了地主耿家的房契和地照,拉走了车马。又在大仓库里搬出日本人扔下的衣物,花花绿绿的堆在院子里。经农会集体商议,先将这些衣物分给群众,解决春天换季穿衣问题。这是农会头一次分地主的浮产,没有经验不知怎么分。让村里人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一队,每人走到堆放衣物的地方随手拿一件,不记人名不登记物品。拿完为止。有人排队拿一件回头又去排队,再拿下一件。甚至有人排三次队。也有人不敢排队不敢拿,只是站一边看热闹。我父亲胆小怕事,连看热闹都没敢去。我是小孩子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奏过去排一次队,分了个黄牛皮空箱包。
     回到家,父亲一看吓坏了,将我大骂一顿。爷爷也说,“以后土改工作队走了,耿家地主回来讨要可咋办,拿一件还不得赔十件呀。”我心里不服气,暗想,地主都被打翻在地,镇压了。就是土改工作队走了,还有农会和政府撑腰呢,怕什么。可我不敢顶嘴,只得听着。拿回来的黄牛皮箱,成了烫手的山竽,留不得,又送不回去。后来父亲想出个办法,当晚乘夜黑人静,把牛皮箱扔到门前的水沟里了。
     第二天邻家小胖子见到我便问,“昨天,你在地主家分到啥衣物了?”我隔了半天才谎说,“去晚了,啥都没分到。”小胖子一听,用鼻子哼一声,“熊货!干啥都赶不上趟,吃屎都吃不到热呼的。”然后又乐嗬嗬地说,“他排两次队,分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晚上在前面水沟里,还拣个黄牛皮箱子。春天不愁没衣服了。”
     我听了,真地好羡慕他…


                          我的二妹和三弟

     儿时家住农村,离县城三十里。家里有兄妹三人,我排行老大,还有二妹和三弟。我同二妹感情最好,平时形影不离,总是在一起玩。念初中放暑假时,还带她到野外去采野菜,采野花,爬上树去摘又红又小又酸的山丁子野果,一起下河去摸鱼。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也是同二妹分享。三弟总是呆在家里陪着母亲。开学后,我住校,同二妹和三弟在一起的时间少了。父亲每次到学校给我送住宿的粮款时,二妹也常常跟着去看我,父亲从不带三弟进城。
     这年冬天放寒假,回家前,我用节省下的钱,给二妹买个小发卡子,还有几条彩色的扎头绳,心想二妹见到了一定会高兴。
     宿舍里还有三个人,他们都知道我还有三弟,发现我什么都没给他买,都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偏心眼,只给妹妹买不给弟弟买东西。我听了没在意,也没吱声,心想,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给谁买管你们什么事。当时有个同学冒出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他小声对另一个同学说,“这还看不出,不是一个妈生的。他和二妹是同母生,三弟准是继母生的,当然不一样了。”我冲上去抓住这个同学的衣领子,瞪着双眼说,“你给我住嘴!再瞎说我揍你!”这个同学也不让人,挣脱了我的手大声喊,“明摆着的事,给你二妹买这个买那个,为啥不给你三弟买东西?你是属烧火棍子的,一头热呼。”另一个同学也帮腔说,“你就是一碗水没端平,再不亲也是你弟弟呀。还怕别人说。”
  把我气得一屁股坐在床边上,喷着粗气说,“我三弟才十五个月大,还吃我妈的奶呢。你们说,我能给他买啥?”
     宿舍里的人全静下来。一个人转身从屋门出去了,另外两个人也象涝秧的茄子蔫了,红着脸对我傻笑着…


                              捂棉被子


  七十年前的小兴安岭山下,冬日特别冷,冷到滴水成冰。积雪特别白,白到看起来剌眼晴。那时,山下到处是碗口粗一房高的白桦树,密密麻麻,笔挺俊秀。乳白色的树皮有时会翘起一层层,风一吹会发出“哗哗”响。从远处看,小村里披着积雪的房屋,象白皑皑的大雪包,雪包上又升起冉冉的炊烟,还能听到鸡呜和犬叫。真是一幅冬雪地世外桃圆。
  家里住的是土房,睡土炕。每当太阳落山时都会用柴草,把火炕烧得热热的,热得烫手,睡觉时躺到炕上不会冷。那时我很小,不太懂事。每当睡觉前,母亲都把棉被预先铺到炕上,捂上十分二十分钟,当地人叫捂被窝,脱衣睡觉时被子里不会凉。早晨起床,母亲也把夜间压在脚下的棉袄棉裤,铺在热炕上捂一会儿,免得穿到身上冷。
  我每次睡觉钻进捂热的被窝时,都要把棉被掀开看看,或是用小拳头在棉被上捶打一阵子。就怕小猫钻到被窝里睡觉。有一回,晚上脱光屁股往被子里一钻,“嗷”一声猫叫,是小脚丫子踢了扒在被窝里的小猫。我也大叫一声,是猫把我小腿肚子挠出一条血印子。
  从那以后我看到小猫就不顺眼,它会占我的小被窝。   


                          淘气的小重外孙子

     大女儿家住县城。初秋来电话,让去吃新鲜煮玉米,我同老伴正想到乡下散散心,便由三女儿开车去了。大女儿的小孙子,三岁了,活泼,可爱。圆圆的胖脸,大眼睛,高高的小鼻子,长地帅气。起名叫“小帅”。我们去时,正用嘴叨着紫红色的玉米须子,小鼻孔里也插几根,在院心装扮老头子玩呢。我老伴买了很多小食品,带给小帅吃。其中有油炸黄豆粒,小帅最爱吃,用小胖手抓着一粒一粒地往嘴里扔,“咔嘣,咔嘣”的嚼。
     我们在屋里正闲谈着,突然在院心玩地小帅,“呜呜”哭起来。我出去一看,小家伙用手揉着鼻子,鼻翼鼓起个小包,玉米须子扔一地。是拿食品豆往鼻子塞着玩,塞进鼻孔拿不出来了。这时屋里人都出来了,看着鼻孔里塞进了油豆干着急,怎样也拿不出来,小家伙一边用拳头揉鼻子,一边跺着脚哭。我对三女儿说,“开车上医院,求大夫吧。”
     我把小帅抱上车,还有大女儿,一起去了医院。路上小帅总揉鼻子,可能是发痒。我不让他揉,越揉豆粒越往里走啊。汽车快到医院时,只听小帅“咔嚓”打个喷嚏,谁也没在意。过了一会儿,小帅喊声,“太爷爷。”我一低头,小胖手里拿着个小食品豆,鼻翼里地小包不见了。我长出口气,用手拍拍小家伙的胖脸蛋,对三女儿说声,“车挑头,回家吧。”
     大女儿看了也笑着说,“小淘气,让你太爷爷虚惊一场。给你太老爷唱支歌吧。”这时汽车里,响起了断断续续地小童声。我看着天真地小家伙说,“唱可比哭好听啊……以后可不能再拿黄豆粒,往鼻孔里塞了。”


                             我练气功   


  我练气功多年,受益匪浅,七十多岁人了,体健。是在重外孙了出生那年学练的,一直坚持着,如今,重外孙已上幼儿园的小班了。
     我练的是六字诀养生功。即在呼吸中加上六个字的发音,来调整五脏六腑。六个字有呵,呼,四,虚,嘻,吹。同六个字相对应的是心,脾,肺,肝,胆,肾,藏腑中六个部位。平时感到那个部位不太舒适,可单练那个部位的对应字。如脾胃不适,配合发音单练“呼”字,夏天肝火旺可单练“虚”字。要求在呼吸中默念,出声不入耳(轻声默念)。我掌握得很有分寸。
     有年夏天,大外孙子夫妻抱着两岁的小重外孙,来家小住几日。我常抱着小重外孙子玩,甚感天伦之乐。因夏日炎热,我每天早晚两次练气功,都是单练“虚”字,以求驱肝火平胃气。一天早晨,坐在床上单盘腿练静功时,小重外孙子爬到身边来,我没在意,照样练“虚”字功。突然觉得有股热流,浸到腿下,睁眼一看,是小重外孙尿床了。我赶快喊人,把小家伙抱走了。大外孙媳妇擦干了床,我继续练功。
     晚间我仍然练“虚”字发音功,早晚各一遍成了习惯。小重外孙又爬过来,用小手拍打我膝盖,还呀呀的喊着,象是让我睁开眼睛同他玩。不一会儿,我听到嘶嘶声,一股热流又淌到腿下。我立刻停住练功,大声喊,“来人哪!小家伙又尿床了。怎么早不尿晚不尿,偏偏练功时来撒尿。”大外孙媳妇赶快过来把小家伙抱开,回身过来边擦床上的尿水边说,“这能怪谁,外公你坐这儿嘴里一直是:虚——虚——虚——那不是让你重外孙子撒尿吗。”我听了一楞,是我虚虚虚——的让他撒尿,随后是笑得前仰后合,这功也没法再练了。
     大外孙子过来打趣地说,“外公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能引诱小孩撒尿。幸亏小家伙穿的是活裆裤,不然你一虚虚,准得尿裤子。”
     家里人全为这事笑个不停。老伴还说我有了特异功能呢。


                            爷爷的刷牙粉


     小时候,家里过着自给自足地日子。父母亲是农民,爷爷是中医,奶奶在家喂养几只鸡。因为爷爷常外出行医治病,他的衣着行头和用具,和家里人都不一样。特别是有牙刷牙粉,和牙缸子。父母亲和奶奶平时都不刷牙,只是用清水漱漱口,只有爷爷刷牙。那时的牙刷柄是竹子作的,刷毛是动物的鬃毛。牙粉是盒装,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印花硬纸盒,装着白色粉面。用时将牙刷沾上水,打开牙粉盒往里一按就行。刷牙时满嘴泡沫,散发出一股清香味。爷爷这套用具在家摆放在一个木架子上。这里还摆着母亲的胭粉盒和镜子,奶奶的梳头油瓶子,大木梳等物品。
     后来我发现,爷爷的牙粉用处还真多,除了刷牙外,如果手指碰破出血,撒上些牙粉还可止血。有时水杯里生锈,放些牙粉一擦就掉。这便给我留下牙粉是万能灵药的印象。有一次和邻居读一年的小朋友,跑到他老师去玩,看到他老师家也有牙刷牙粉和牙缸。才知道这东西不仅爷爷有,学校老师也有。后来爷爷买来三只牙刷,都放在木板上。我乘着屋里没人,偷偷地拿起一只牙刷,沾上水,慌慌张张地打开装牙粉的纸盒,沾上牙粉也去刷牙,怕被家里大人看见,特意躲到外面去刷。这可是我生来头一回。可是哪里想到,在我小小心灵中这神奇地牙粉,竟然没有正经味道,发甜发粘有股怪味,还呛嗓子。我立刻用水在嘴里嗽洗了。再也不想刷牙,心想爷爷常刷牙,多受罪呀。
     有一天爷爷在刷牙,我便皱皱着眉头看着。心想爷爷是习惯这种昧道,我可受不了。刚想走开,听爷爷说,“新买来三只牙刷,有你一只,学着刷牙,明年就上学了,那有学生不刷牙的。”我嗯一声,跑开了。心想我才不刷呢。过了几天爷爷又逼着我刷牙,我只得不用牙粉用清水到外面去刷。被奶奶看见了回屋对爷爷说,“再去县城时,也给孩子单买盒牙粉。”爷爷说,“先在这盒里一起用吧。”奶奶笑了,“你那大孙子干净,才不用你用过的东西呢。”
     没过几天,爷爷真地又买回一盒牙粉,又逼着我去刷牙。我很不请愿地拿着牙刷牙缸和牙粉出去了。却被母亲看见,大声说,“你傻呀!你拿我的胭粉盒子干啥。胭粉还能当牙粉用吗。”我一听真地傻眼了,是胭粉不是牙粉。回头看看,放在一处的牙粉和胭粉,两个盒子花花绿绿都一样,虽然盒上字不一样,可我又不识字。这时我突然脸红了,想起前几天偷偷地刷牙,也是用母亲的胭粉哪,难怪味道发甜不对劲呢。我回身放下胭粉盒,拿起另一个盒子。母亲瞪我一眼说,“放下!那也是胭粉。”又伸出手在柜子上拿来个新盒子扔给我,这是你爷爷给你买的新牙粉。我接过来看看,没吱声,可心里有数,别看我现在不认字,明年就能上学了。

           
                            儿时捉麻雀


     麻雀的命运可不算好。现在麻雀少了,人们才知道保护小麻雀。可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麻雀多,飞起来“呼呼”有声,落到地上黑乎乎一片,叫起来“喳喳喳”剌耳。人们随便抓。北方冬季麻雀肉肥,抓到可用火烧烤着吃。吃麻雀肉是孩子们的口头福。五十年代末,麻雀又被列为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人们用弹弓打鞭子抽,到处捕杀,麻雀遭遇了灭顶之灾。
     麻雀是杂食鸟,春夏季吃蚊虫,秋冬天吃谷物。北方一到下雪天,白茫茫大雪铺地,麻雀寻食困难。这时便是孩子们捉麻雀的好时机。用夹子夹,用压拍子压,用柳编的扁筐扣,每天都能捉到几只。特别是扁筐扣和压拍子压,简单,捉的多,效果好。
     有一次夜里下了小雪,第二天我在院里背静的地方,清除地上的雪,大约有一平米左右露出了地面。再拿一块方型桌面大的木板,上面压块石头,用一根八寸长的小柳木棍支起木板的一头。柳木棍上拴根细长的麻绳,延伸到屋里。再在木板的下面撒些谷米。就等麻雀来吃米了。当麻雀吃米进入木板下,在屋内一扯拴在柳木棍上的麻绳,柳木棍便倒下,压拍子便压下去。麻雀插翅难逃就被压住。
     那天我等一上午,也没见麻雀进入木板下去吃米,我从门缝里往外看着,飞来飞去的麻雀很多,胆小都在木板子外面吃,不敢进入拍子下面去。正当我失望时,真地有几只小麻雀进了木板下面去啄食。我激动地使劲一拉绳子,随着柳木棍子飞出,木板卟一声压下去。我推开屋门就往外跑,到拍子跟前搬掉石头一看,傻眼了,头上冒汗了。木板下,压着自家的一只秋天出窝的小母鸡,拍着翅膀在叫着。鸡身高隔住木板没落地,麻雀全跑了。幸亏小母鸡没被压死,我偷偷地将它放了。
     晚上鸡进窝时,母亲说,“有只小母鸡的腿怎么瘸了,准是小青狗给咬的,平时小青狗就好追小鸡。再看到它咬鸡得狠狠地揍它…”


                             三哥请客

     我第二次去岳父家是过元旦。那年冬天比较冷,福州的最低气温只有七八度。老年人大多戴着毛线帽子,坐在窗前有阳光的地方晒太阳,也有人手拿黄铜手炉吸着旱烟在窗前取暖。可是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又突然再度降温。城郊公社的广播喇叭,在号召社员们要防霜冻,田头要点燃稻草用烟驱寒,还要注意保护好牲畜。
     妻子的三哥务农,结婚后单过。公社化后给生产队里放养两头水牛。离岳父家只有几十步之遥。因降温天寒,我替岳父去供销社买木炭,正遇上新婚刚一年左右的三嫂,她挑两只大木桶在买白酒。买的是普通低价的地瓜酒,估计两个木桶足有三十多斤。三嫂见到我用咯咯吧吧的普通话打招呼说,“晚上过她家去吃饭,你三哥在家准备饭菜呢。今天是元旦,又是你小侄子出生三十天,做满月酒。”我高兴地答应了。回来对妻子说,“三嫂家给孩子做满月酒,买了三四十斤地瓜酒,多少人能喝这么多酒呀。”妻子答,“地瓜酒度数低,只三十多度,在农村那人都能喝上两大碗。”我听了暗中吃惊。
     晚上,岳父母和我们两口子都去了三哥家。三哥只摆三桌子酒,请来的都是亲属。我和妻子岳父母几个人同坐一桌,单独在小屋子,另两张桌在大屋。吃的是农家菜,喝的是瓶装五十六度白酒。因我不会喝酒,一看这酒度数太高,没喝头上就冒汗了。我在中午看到三嫂去买低度的地瓜酒了,猜想这瓶装白酒是特意给岳父准备的,大屋那两桌一定是喝地瓜酒了。便对三嫂说,“这酒度数高,太厉害,给我倒杯低度的地瓜酒吧。”也不知为什么,我要喝地瓜酒,岳母听了瞪了我一眼,三嫂没吱声转身走了。我还以为给我去拿酒,那知等到散席也没拿地瓜酒来。
    酒桌上我免强喝了小半杯白酒,头晕脸上发烧。饭后便到屋外凉爽一下。院心的桂园树下拴着两头青灰色弯角大水牛,牛背上都遮着块旧棉毡,为了不让棉毡掉下,还用绳子捆着。我知道这几天有霜冻,这水牛穿背心是为防寒。就在这时三哥一手提一个大木桶走过来,放到水牛头下,两只水牛低头便喝。我问,“三哥,给牛饮水呀。”“酒。渗水的地瓜酒,水牛不抗冻,喝些地瓜酒防寒。”三哥答。水牛喝酒,我过去可没见过,听了暗中尴尬,买地瓜酒原来是给水牛喝,难怪酒桌上我要喝地瓜酒,岳母瞪我一眼,三嫂没吱声就走了。便苦笑着说一句,“这水牛的酒量还真大呀,能喝一木桶……”


                            我儿时很笨


     小时候,在同龄孩童中,我是最笨的人。头脑反应迟钝,遇事没有主见。可是过后,把事情又想的头头是道,常常是马后炮。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每个家庭都是多子女,子女越多越好。子女多看成是有福气。“子孙满堂”“连生五子”“百子千孙”是当时的吉祥话。因为子女多,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娇生惯养。父母对子女都很严厉,常打常骂。有“棍头出孝子,不打不成人”的民间俗语。我家兄妹三人,我是老大,生来就笨,常做些傻事错事,自然就没少挨打。妹妹比我精明,就很少挨打。
     一年秋天,父亲在院心架起一块大木板,上面晒些茄子丝,豆角丝,西胡芦条等干菜,留给冬天没青菜时吃。我和小妹在院心捉迷藏玩,躲来藏去。小妹不小心撞翻了木板,干菜撒满地,有些还掉在泥巴里。正好被走过来的父亲看到,举手就打我一个耳光子,然后又去打小妹。小妹还没挨打,就大哭大嚎地跑走了。可我站在原地没动,傻挺着,不哭也不跑,只是撅着嘴。父亲看着小妹跑了生气,“噼噼啪啪”的又揍我几下。幸好奶奶过来将我拉走了。奶奶边拉我边小声说,“你这孩子缺心眼呀,怎么挺着挨打不跑呢,跑了就没事了。”我没吱声,心想可能真地缺心眼,知道疼,可是不哭也不跑。事后才想到要是跑走了,准能少挨几下揍,当时咋没想到呢。
    还有一次,我和小妹在路边踢口袋玩(布缝的有鞋后跟大,里面装些玉米粒子),我用力过大把口袋踢飞了,落到别人家院里。我跑过去取,小妹喊,“哥,小心!院里有大鹅。”我听了没吱声,心想,有狗我都不怕,还怕什么大鹅,就进了院子。果真有两只大白鹅不知从甚么地方跑出来,拍着翅膀,伸长脖子从后面“咯嘎,咯嘎”的向我扑来。我慌神了,立刻往后退,大鹅在后面追,直往我小腿上啄。幸亏小妹拣根小柳木棍抡着,把大鹅驱赶跑了。我回到路上卷起裤腿一看,小腿肚上有紫青的一块印子。便赌气地说,“这败家的大白鹅,比狗还厉害,拍着膀子叨人。”小妹一边给我揉着腿肚子一边说,“告诉你这院里有大鹅,你不听硬闯,咋样?受伤了吧。”我站起身说,“这点小伤没事。”拉着小妹的手便往家走,小布口袋也不要了。
    ﹍﹍想起小时候的往事,觉得自已小时候真是又笨又傻。现在人老了,虽然不象儿时那样笨和傻,可又变糊涂了,成了个老糊涂。


                             永久地遗憾
   
    爷爷过世五十多年了,音容笑貌逐渐被淡忘,但在我心中埋藏的一个久久地遗憾,永不磨灭。一九四八年初,我参加工作时工薪很低,每月只赚125斤小米和2尺半白布,两项加起来折合地钱,扣除饭伙所剩无几,还得买衣着日用品。那时最流行地服装是兰色中山装。我从农村进城时,穿的是对襟布钮白布衫,青裤子,就盼着有钱能做套中山装。入秋,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总算凑足了钱,做了一身衣服,因为钱不多,没有订做帽子。人在衣服,马在鞍,穿上这身中山装精神多了,再也看不出是农村出来的小伙子。
    一个秋雨连绵的星期天。爷爷进城来看我,半年没见爷爷了,真地很高兴,爷爷平时最疼爱我,离家久了我想爷爷。可是一见面,爷爷的穿着打扮却让我扫兴,爷爷是中医,在农村行医时,穿件斜开襟的青布长衫,头戴爪皮帽,帽顶上还有个小红鬏。当时在农村穿这身衣服是很绅士,可在城里却不多见。回到宿舍,我问爷爷家里可都好?爷爷叼唠起来就没完没了,奶奶的咳嗽老病犯了,常咳嗽。秋天雨水多,父亲种那点地涝了,不过全家人口粮还够吃。母亲养的老母鸡抱窝了,出十六个鸡崽子,被黄鼠狼子叼走四个。弟弟妹妹念书很用心,就是今天要袜子,明天又要鞋的乱花钱。特别是你那上中学的妹妹,一个女孩子打什么球,你母亲花三天功夫给做双布鞋,打上五天球鞋就掉底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爷爷把这点家丑当着同事们的面,全折腾出来了。午后我和爷爷一起上街,看着爷爷的长衫,总觉得有些蹩扭。同爷爷走在街上让我抬不起头。
    我领着爷爷顶着小雨在大街上走走逛逛,走到当时最大的商场“公利园”门前时,爷爷说,“三,四年没进公利园的门啦,咱们进去看看。”我不太情愿地和爷爷进了公利园,因为这里有很多与我同龄地男女售货员,看到我爷爷古老的穿着一定会笑掉牙了。可是爷爷并不在乎,在一层陶瓷日用品柜台转一圈,又要上楼去看服装鞋帽,我真地急了,心想在楼下丢人还不够,还要到楼上去张扬。爷爷一定要上楼,我偏偏阴沉着脸站那不动地方。爷爷没办法,叹了口气,只能做罢。
    这一天我和爷爷在一起,心情特别矛盾,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扫兴。最让我不理解地是爷爷满街走,遇见商店就进,什么都想看。这到底是来看我,还是来逛街的呀。
    晚上,淅淅沥沥的秋雨没停,爷爷要回乡下了。我把爷爷送到火车站,当爷爷蹬上车门时,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手插在长衫的斜襟衣兜里,颤颤抖抖地掏出五元钱,交给了我,并说,“看你穿着新衣服没个帽子,没个象样子的鞋,想到公利园二楼给你买顶帽子,买双鞋。哎!还是自已去买吧。”说完上了车。我一楞,头上打了个响雷,火车也发出长长地嘶呜,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五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我心里却烙印着对爷爷地永久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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