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税收

小时侯，我对税收一词是没有好感的，每每从村中老人口中听到“国民党税多如牛毛”、“苛捐杂税”等等之类的言语，我就认为税收是控诉旧社会欺压盘剥劳动人民血汗的证据。其实，不只是我，整个村子的人们都把税收看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谈税色变”，连上交国家的农业税都被称为交公粮而极力回避税收的本质作用，仿佛税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本该遭到唾弃和批判。
　　真正理解税收一词的含义，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农村已分田到户多年，父亲在村中开了个小商店。开业那天，两个“大盖帽”叔叔来到我家，送来两个绿本本。父亲告诉我，这是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纳税用的。我当即两眼瞪得圆鼓鼓的：“开个小店还要交税，这不是旧社会吗？”父亲道：“谁说税收就是旧社会呀，任何时代离不开纳税。没有税收，国家搞建设哪来的钱啊。”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纳税是生意人天经地义的事，更是公民应尽的义务，逃税就是违法。后来，我到衡阳读财会中专，学到了财税基本知识，懂得了税收作为一个词语并无褒贬之分，它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收支与保障。正是有税收的支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才迈得这么稳健。有时在街头遇到忙碌在税收战线上的税收员，我都会在心头涌出一股由衷的敬意。
　　中专毕业后，因为不能分配工作，四处流浪的我，曾在耒阳城区五一路摆过书摊和烟摊，在灶市开过书店。尽管生意很清淡，但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做一个诚实的生意人，做一个忠实的纳税人。”我从未拖欠过国家一分税费。以于一位好心同行开导我：“做生意不要太老实，得学会如何偷漏税费。”我坚定地说：“生意人如果偷漏税来赚钱，不算真本事。”同行就讥笑我是个书呆子，不适合做生意。
　　也许真应了那位同行大哥的话，我的书店只开了一年，就维持不下了。1994年春，我关闭了书店，跑到耒阳水泥厂做临时工，干的是碎石铲土卸煤之类的苦力活儿。我拼命做了十个月，刚好遇到厂里招工，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为合同制工人。满以为有了正式工作，吃穿不愁了，谁知好景不长，1998年7月，工厂因为改制，我下岗了。为了生存，我只好借钱在灶市开了家商店，每天起早摸黑，每月能赚一千多元吧。那时，不少个体户千方百计偷漏税费。有的慌称税务发用完了、只给顾客一张购物小票，借以逃税。有的故意在店子门口贴上“门面转让”，以“生意不好”为由拒缴税。有的以店子所在市场刚初建、市政府有减免税的政策为由不愿缴税。有的则因为在税务部门有关系，长年能得到税收“照顾”。而我呢，一直是个忠实的“纳税人”，从来没有少过一分钱税费。只有一回例外。那年底，我接到负责我们这一带国税征收的税收员的一张请贴，说元旦节他家乔迁，请我喝酒。我感到很奇怪，我照章纳税，不欠他一个人情，平时与他也因谈不上交情，怎么会下请贴给我？我硬是没有去。不久，他上门核定次年的月税额，整个一条街的个体户都没有加，只有我的加了20元。这还不算，有几位还减免了两个月税费。很快，我知道了原因，那回税收员家乔迁，一条街几十家个体户都去了，而税收员就按照所收人情币的多少确定谁该“照顾”、照顾多少，我没有去，自然不能“照顾”。我一气之下，拖欠了一个月税不肯缴，并声称，如果不把强加给我的二十元税费减下来，我就去告发他的“照顾”秘密。税收员害怕了，赶紧照办。最后，我把所欠一个月国税连同滞纳金补缴了。
　　转眼几年过去，我早已弃商并进入了公安机关工作，虽说月薪比在水泥厂时高些，但因为个税提高到1600元，我没有达到缴个税的标准。但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起征点仍未改变纳税主体为普通百姓而非富人的怪现象。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我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却是世界上最轻的。每每看到某明星或大款偷漏税的新闻报道，我就想：为什么这些有着几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财产的富豪就可以漠视税法的存在？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要通过调节分配来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平，面对目前税制某些“劫贫济富”的流弊，面对这么多白白流失的税款，我们的法律到底在哪里出了“盲点”与“漏洞”？
　　我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未来的税制改革家们提供了。